世界百年未有之变,我们该做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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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百年未有之变,我们该做什么?

时间:2019-06-13本站浏览次数:419
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摘要:  这是一次世界未有之变,我们仍然处在重大战略机遇期,面对周期和结构问题共存的局面,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,既要考虑客观现实,又要兼顾长远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,有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。  2018年12月19日-21日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,首先简评如下:  (1)高层对未来的困难估计比较充分:对经济形势判断“稳中有变、变中有忧”,确认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。首提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重提战略机遇期,强调“危”与“机”的转化。在最近十年中,2008年、2011年、2012年、2014年均提及战略机遇期,表明内外环境遭遇最严重挑战。  (2)宏观政策确认逆周期调节,稳定总需求。预估2019年GDP保六是底线。财政政策加力提效,减税、专项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两个重要方向;删除货币政策“中性”、“把住总闸门”表述,未提汇率,表明内外平衡还是内部优先,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说明政策着力于宽信用,同时货币政策宽松空间进一步加大。  (3)“向改革要动力”,这是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:供给侧改革重点转移到“巩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通”;结构性政策新加入竞争政策,即竞争中性原则的体现;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。要求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、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、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。  (4)竞争中性原则的接受和强调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,表明中美之间从中方一侧,展现了最大诚意。  (5)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,表明继续推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去杠杆,但同时强调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,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,做到坚定、可控、有序、适度。虽然没有再提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,但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得到有效控制。  (6)回应市场关切的房地产问题,重提“房住不炒”,但新加入“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”,强调“因城施策”原则,地产政策区域主导、渐进放松。  (7)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,实施就业优先政策,突出保基本兜底线。下载APP 阅读本文更深度报道  从2018年和2017年重点工作对比可以看出:  (1)2018年重点工作明确高质量发展内涵: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;推动京津冀、粤港澳大湾区、长三角等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(600405,股吧);  (2)突出内需,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,包括:促进消费,加快投资升级;  (3)“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”深化为“加快经济体制改革”,部署国企、民企、金融、资本市场、财税和政府功能等领域改革;  (4)对外开放:新提“制度性开放”,接受竞争中性原则;促进解决贸易摩擦;  (5)删去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”,住房制度改革不再单独提出,成为“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”工作的一部分。  形势估计: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表述极不寻常:  对经济运行的判断,在7月、10月政治局会议表述“稳中有变”的基础上,加上“变中有忧”,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形势的判断。  对于外围形势的判断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采用了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形容,措辞罕见。  和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并行的是“重大战略机遇期”。  何为重大战略机遇期?重大战略机遇期的内涵经历过几次变化:  重大战略机遇期最早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提出,2003年-2005年连续三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战略机遇期。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表述,此时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是:  “21世纪的头二十年……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,维护世界和平、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;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,为发挥后发优势、争取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;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,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,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;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和市场经济体制,为我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保障。”  总结来看,此时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是外围和平与稳定的环境,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纳入国际分工的有利条件。时间阶段是21世纪头20年。 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强调“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,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”。即“和平与发展”、“后发优势”、“全球化”的外部形势没有变。  2012年强调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,由“纳入全球分工体系、扩大出口、加快投资”,变为“倒逼我们扩大内需、提高创新能力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。”  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,《经济日报》发表题为《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》的文章,阐述了2018年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:  新形势下强调了新的挑战:“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加速变革”,中国将面临双重竞争的挤压:处理好与守成大国、与其他新兴经济体、发展中国家的关系。  但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,主要是基于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,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”的判断。机遇与挑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,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工作。  总结来看,除了2002年到2005年首次提到战略机遇期,2008年、2011年、2012年、2014年提及战略机遇期都是在经济形势较差的情况下,提“战略机遇期”是强调“危”与“机”的转化。这也是对经济悲观基本面的确认。  对于矛盾和问题的总体认识:“外部环境复杂严峻,经济面临下行压力。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,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,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。”  这就意味着政策要兼顾短期与中期,既要考虑周期因素进行逆周期管理,又要考虑结构性问题运用结构性政策化解。  政策方向:双积极稳定总需求、不是简单走老路  宏观政策服从于短期目标,“要强化逆周期调节”以及“稳定总需求”,从措辞看,财政和货币双积极:  财政政策重点是减税降费和较大幅度增加专项债发行。“增加地方政府专向债券规模”说明在赤字率一定的红线下,明年倾向于采用不计入一般预算赤字的专项债拉动基建。  财政政策不是简单的走老路,而“减税”与“基建”并存,但结合“加力提效”的提法,基建“聚力增效”,可能在稳增长前提下更为重要。  大概会有多大的空间呢?  我们认为一般预算赤字率大概率继续守住3%红线,按照我们之前的测算,如果考虑调节基金和财政结余资金,可能有接近10000亿的财政减税空间;专项债按照公告措辞预计发行规模在2万亿到2.5万亿。如果按照2万亿专项债计算,广义赤字率接近5%。  货币政策不提“中性”,重心显著落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,没有提及关于汇率政策,说明在经济的内外平衡中更加注重内部,政策重心是宽信用。  未来货币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呢?  我们认为既然是百年未有,货币宽松空间至少十年罕见,宽信用的前提是宽货币,既然疏通传导机制落在货币政策上,这就表明宽货币这个前提需要释放进一步的流动性。考虑到基建补短板、专项债大量发行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壮大,都需要货币政策配合。在宽信用真正起效之前,货币政策都将维持更加积极的姿态,未来预估还会有多次降准的可能性。  值得关注的是汇率政策没有再被提及,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,这是否意味着汇率对利率的制约有所改善?值得关注。  结构性政策:竞争中性原则第一次得到书面表达  结构性政策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,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,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。其实就是B20峰会所说的“竞争中性”概念。竞争中性最早由OECD提出,包括八个“构件”,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:  向改革要动力:巩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通  2018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明显更强调改革:面对短期、周期性矛盾和问题用短期需求管理解决,长期、结构性问题只能通过改革解决,2018年面对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只能通过改革。“向改革要动力”。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,“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”,但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有所差别。2018年的政策重点首先是“巩固”,巩固和调整前期“破”、“立”、“降”的成果,重点在“立”,推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。  2018年会议指出,供给侧改革,要在“巩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通”八个字上下功夫。  (1)巩固  巩固,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已取得初步成效,因而巩固是巩固“三去一降一补”成果;会议指出“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”,巩固同样是巩固三大攻坚战成果。 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,重点由“金融风险”、“违法违规金融活动”变为“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”和“地方政府债务风险”。防范“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”风险,说明通过去杠杆防风险的思路有所调整,需要防范“去杠杆”过程中的次生风险。 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性有所提高。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目前最主要的灰犀牛,导致财政政策发力空间逼仄。目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原则是“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,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”,但存量债务的化解考验地方政府的政治智慧。 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要“坚定、可控、有序、适度”,坚定:是坚定总量控制与中央不救助原则;可控:是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系统性爆发;有序:强调化解期限,用时间换空间;适度:给政策变化留出空间。  脱贫攻坚战去掉“精准”二字,表明政策微调和巩固。  污染防治加上“同时要统筹兼顾,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。要增强服务意识,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。”实际和后面的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”,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内涵一致。在环保措施中也是友好的表述。  (2)增强  增强,是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”,七大重点任务提及“加快经济体制改革……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”。 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,就是理顺经济活动中各个参与主体的关系,加快经济体制改革。微观主体包括国企、民企、政府。  对于国企,强调的是公平竞争,理顺国企和民企的关系。  对于民企,强调的是营商环境。“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”,表述直白,目的明确。  对于政府,一方面是地方政府,“开前门堵后门”,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;另一方面是政府、市场的关系,强调市场调节。“转变政府职能“的表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多次出现,但”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“的表述还是首次。  此外,对于资本市场改革方面,在中央经济会议上强调一个板块的推出还是首次。“科创板”是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。 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的背后是微观主体活力不足,一方面,供给侧改革去产能、以及前期国进民退的浪潮打击了民营企业信心;另一方面,经济周期的下行需要等待市场自然出清,微观主体活力的提振需要时间。  (3)提升和畅通  提升和畅通指经济增长新动能,不会简单走老路。和12月的政治局会议对比更加明显,经济新动能包括:现金制造业、扩大内需、乡村振兴以及区域协调。  这是前期“高质量发展”政策的延续,同时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。  开放:关注制度型开放  关于开放的表述提到“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。”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则为“有序放宽市场准入,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,继续精简负面清单,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,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。”具体表现在“允许外资在更多领域独资经营”等制度开放。  前面强调了竞争政策,这里的制度型开放同样体现了外资和中资的竞争中性原则。  关于开放的表述另一方面体现了决策层对于解决贸易争端的努力,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”变为“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”、新加入“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,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。”以及“要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,推进中美经贸磋商。”  我们预估贸易摩擦短期和局部缓解的可能性在上升,但贸易摩擦的解决由人不由己,中美冲突不仅仅是贸易争端,深层次是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“应激反应”,贸易摩擦长期化以及不断反复是更可能的路径。  稳就业更加突出  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,2017年对于就业的表述是“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”,强调结构性矛盾,2018年扩写对于就业的要求:“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,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”,强调总量和结构的就业压力。  稳就业体现底线思维,稳增长才能稳就业,表明政策在“稳增长”和“调结构”不能兼得时优先“稳增长”。  房地产:重提房住不炒  在2018年10月、12月两次政治局会议均没有提及房地产政策问题,但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“房住不炒”,体现中央决策的定力,短期内全局性房地产调控放松空间不大,未来需要进一步观察稳增长压力。  首提“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”,在“因城施策”的指导下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可能出现微调,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判断,居民加杠杆空间不大,就算出现房地产放松,其政策效果可能也不一定明显。  政府行为与绩效约束  2018年政府经济工作会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余地,由“压缩一般性支出”,变为“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”。  政府职能方面,2016年“产权保护制度建设”、2017年“亲清新型政商关系”,到2018年“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”并且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,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”,政府职能改革表述的力度明显,目的明确。  风险防范方面,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措辞显然较之前有一定的余地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估进入相对可控状态。  总结  本次会议共告行文在稳增长上基本与市场主流预期一致,具体回应市场关切,字面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改革力透纸背,通篇强调“向改革要动力”。  面对周期和结构问题共存的局面,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,这既是客观现实,又是监管长远之策。面对百年不遇的变局,未来仍充满考验。  就如同我们在此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点评:  我们当前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空状态,既要定力,又要突破,外围的约束、内部的制约,全部演化为今年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,明年这一方面可能更为严峻,高层对此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认识,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十分明确,尽力扶持新动能,不会简单走老路。  在这样的环境中,虽然稳增长将延续7月政策转向以来的惯性,经济目标被要求保持在合理区间,预计6%应该是下限,但是整体上应该仍然是底线不断被挑战的状态。  在这一状态中,金融市场需要客观看待当前的阶段是历史的结果,是必须经历的一个战略挑战,合理评估未来不断加码稳增长和刺激内需包括改革开放的效果。  2019年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复杂多变,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,在这个过程中,稳货币是前提,宽信用是目标,但是既要又要的政策诉求下,新旧动能转换中,可能信用的总体扩张仍然有限,一个部分出清的局面基本已经清晰。  改革都是倒逼出来的,短期转型的阵痛虽然难免,但是毕竟还有希望,从政策导向来看,债券市场依然充满机会。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:固收彬法。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网立场。投资者据此操作,风险请自担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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